“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”与“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”，不可混为一谈，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和《谈艺录》中有精细的考辩和阐发，谅已成为二十世纪从事批评的人的共识。然而不，批评家们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一遇到具体的人和事，就故态复萌，沿着“文如其人”的路子走下去。
例如，作家在国外得了奖，同胞喜之（或恶之），于是而有传媒的炒作。炒作的内容嘛，在作家无非是成长的道路、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或对批评取什么态度之类。如果作家说他小时候是个不听话不好好学习的顽童，他受了卡夫卡等什么外国人的影响，他从来不读中国批评家对他的批评文章，等等，公众则有的鼓掌，有的蹙眉，有的愤然不平。作为公众之一员的批评家，其愤然不平者曰：学界正在大谈鲁郭茅巴的百年新传统，他却对本国的作家不置一词，分明是对新传统不屑一顾！批评文章的作者实指望与批评对象交流体会，而现在，连他也对自己的文章表示冷淡，他于是叹道：批评还有什么用呢？一位作家的表白居然获得了如此强烈的反响，令我这圈外人不得不慨叹：中国的批评界竟如此地缺乏自信！作家姑妄言之，公众姑妄听之，如此而已。作家以其作品说话，他所受的影响，正是批评家用力之所在，而他的种种表白，应由批评家的检验作出回应。这就是说，作为作家，惟有他的作品才是他的表达，他的作品和他的表白完全可能是矛盾抵牾的。他说他受了卡夫卡的影响，而批评家可以指出，他的作品和卡夫卡毫不相干。极而言之，他的表白不作数。批评家有责任提出他的研究成果，不必等待作家的首肯。
作家的作品和表白矛盾抵牾，这是他的权利。普鲁斯特指出：“一本书是另一个‘自我’的产物，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、社会、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‘自我’的产物……”这种创造之我和社会之我的区分，使我们能够对“巨奸为忧国语，热中人作冰雪文”的现象做出解释。作品是“创造之我”的产物，表白是“社会之我”的产物，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。对于“社会之我”，作家可能是清醒的，因而是自知的，他对他的表白要负道义上的责任；而对于“创造之我”，作家则可能是模糊的，因而是不自知的，需要和批评家共同努力才能够接近并认识。作家只有不断地接近和认识那个“创造之我”，才能够创造出新的形象和新的世界，否则只能使他的才能僵化甚至萎缩。所以，拒绝批评，并不表示作家坚持自我，不肯随风俯仰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愚蠢。幸好作家的表白是可以和他的创作不一致的。他可以诚实，也可以不诚实。诚实，他可以把他所受的影响从实招来，条件是他得清醒；不诚实，他可以“王顾左右而言它”，关闭自己的厨房，免得金针度人。诚实也好，不诚实也好，都需要批评家的鉴别。如果一切以作家的表白为准，还要批评家干什么？着哇，批评何为？这也许是某些人的问题，但这绝不是批评家的问题。报道作家的表白，鉴别作家的表白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。
从事虚构性作品创作的作家本是一批思维极其活跃、想象十分丰富的人，其言论亦有不假思索汩汩而出者，这是批评家应该细加甄别的地方。如说受到某某作家（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）的影响，这“影响”二字，在作家的口中和在批评家的笔下是有不同的含义的。在作家，取某外国作家的结构、句式或口吻，袭其形式，承其思想，上述一切只要有一丝一毫在其作品中闪现，即可以说“影响”，他不必了解外国作家的全部，也不必了解外国文学史，更不必了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他如果说他受了一个“闻所未闻”的作家或作品的影响，那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在批评家，“影响”可就是一个“郑重其事”的词了，君不见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尤其重在“影响研究”？他可以就这两个字写一本书。这里不是做论文的地方，我只想指出两点：一，文学影响往往通过媒介来传递，媒介之一就是译者。二，影响中的施者和受者不可做质量上的区分，因为接受影响不是耻辱，给予影响也没有荣耀。再说，影响可以和比附连用，这多少可以扒去“影响”身上那一重吓人的外衣。
笔者不幸而忝列译者群中，提供过几种或可等于“豆腐渣”和“潲水”的译品。我至今不知道它们可曾对那一位作家产生过什么影响，倘若有一位作家出来声称他受了某某的影响，我并不以为那是我的耻辱，当然也不以为那是我的荣耀，但我尤其不以为那是一件近似于胡说的事，因为当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，各种影响之类的事会在万万想不到的地方发生。当然，我的译事还会继续下去，译品再多，也不会动摇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，更不会诱使我们的作家背离本国伟大作家的影响。咳，我又说到了“影响”。“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”与“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”，不可混为一谈，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和《谈艺录》中有精细的考辩和阐发，谅已成为二十世纪从事批评的人的共识。然而不，批评家们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一遇到具体的人和事，就故态复萌，沿着“文如其人”的路子走下去。
例如，作家在国外得了奖，同胞喜之（或恶之），于是而有传媒的炒作。炒作的内容嘛，在作家无非是成长的道路、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或对批评取什么态度之类。如果作家说他小时候是个不听话不好好学习的顽童，他受了卡夫卡等什么外国人的影响，他从来不读中国批评家对他的批评文章，等等，公众则有的鼓掌，有的蹙眉，有的愤然不平。作为公众之一员的批评家，其愤然不平者曰：学界正在大谈鲁郭茅巴的百年新传统，他却对本国的作家不置一词，分明是对新传统不屑一顾！批评文章的作者实指望与批评对象交流体会，而现在，连他也对自己的文章表示冷淡，他于是叹道：批评还有什么用呢？一位作家的表白居然获得了如此强烈的反响，令我这圈外人不得不慨叹：中国的批评界竟如此地缺乏自信！作家姑妄言之，公众姑妄听之，如此而已。作家以其作品说话，他所受的影响，正是批评家用力之所在，而他的种种表白，应由批评家的检验作出回应。这就是说，作为作家，惟有他的作品才是他的表达，他的作品和他的表白完全可能是矛盾抵牾的。他说他受了卡夫卡的影响，而批评家可以指出，他的作品和卡夫卡毫不相干。极而言之，他的表白不作数。批评家有责任提出他的研究成果，不必等待作家的首肯。
作家的作品和表白矛盾抵牾，这是他的权利。普鲁斯特指出：“一本书是另一个‘自我’的产物，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、社会、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‘自我’的产物……”这种创造之我和社会之我的区分，使我们能够对“巨奸为忧国语，热中人作冰雪文”的现象做出解释。作品是“创造之我”的产物，表白是“社会之我”的产物，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。对于“社会之我”，作家可能是清醒的，因而是自知的，他对他的表白要负道义上的责任；而对于“创造之我”，作家则可能是模糊的，因而是不自知的，需要和批评家共同努力才能够接近并认识。作家只有不断地接近和认识那个“创造之我”，才能够创造出新的形象和新的世界，否则只能使他的才能僵化甚至萎缩。所以，拒绝批评，并不表示作家坚持自我，不肯随风俯仰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愚蠢。幸好作家的表白是可以和他的创作不一致的。他可以诚实，也可以不诚实。诚实，他可以把他所受的影响从实招来，条件是他得清醒；不诚实，他可以“王顾左右而言它”，关闭自己的厨房，免得金针度人。诚实也好，不诚实也好，都需要批评家的鉴别。如果一切以作家的表白为准，还要批评家干什么？着哇，批评何为？这也许是某些人的问题，但这绝不是批评家的问题。报道作家的表白，鉴别作家的表白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。
从事虚构性作品创作的作家本是一批思维极其活跃、想象十分丰富的人，其言论亦有不假思索汩汩而出者，这是批评家应该细加甄别的地方。如说受到某某作家（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）的影响，这“影响”二字，在作家的口中和在批评家的笔下是有不同的含义的。在作家，取某外国作家的结构、句式或口吻，袭其形式，承其思想，上述一切只要有一丝一毫在其作品中闪现，即可以说“影响”，他不必了解外国作家的全部，也不必了解外国文学史，更不必了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他如果说他受了一个“闻所未闻”的作家或作品的影响，那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在批评家，“影响”可就是一个“郑重其事”的词了，君不见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尤其重在“影响研究”？他可以就这两个字写一本书。这里不是做论文的地方，我只想指出两点：一，文学影响往往通过媒介来传递，媒介之一就是译者。二，影响中的施者和受者不可做质量上的区分，因为接受影响不是耻辱，给予影响也没有荣耀。再说，影响可以和比附连用，这多少可以扒去“影响”身上那一重吓人的外衣。
笔者不幸而忝列译者群中，提供过几种或可等于“豆腐渣”和“潲水”的译品。我至今不知道它们可曾对那一位作家产生过什么影响，倘若有一位作家出来声称他受了某某的影响，我并不以为那是我的耻辱，当然也不以为那是我的荣耀，但我尤其不以为那是一件近似于胡说的事，因为当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，各种影响之类的事会在万万想不到的地方发生。当然，我的译事还会继续下去，译品再多，也不会动摇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，更不会诱使我们的作家背离本国伟大作家的影响。咳，我又说到了“影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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